高福生

2007年11月30日，湖南邵阳市述廉评议现场，空气中弥漫着几分热辣的味道。“有群众反映你经常喊下属打麻将，请你解释一下。” “有干部反映你的司机违反规定授了警衔，请作一个说明。” “南门口市场有人反映没有进行招投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问题，从8小时以内问到8小时以外，一针见血。提 问的是邵阳市纪委从社会上聘请的党风监督员，而提问的对象，则是邵阳市处级党政部门“一把手”。一些“一把手”平时很难听到这么单刀直入的质问，对有些问题显然准备不够，头上直冒热汗。（2008年1月3日《中国青年报》）

年终岁末，领导干部向上级和群众述职述廉，在一些地方早就成了一项制度和工作常态，不足为奇。但借助来自社会的党风监督员，一反往常“一团和气”、不咸不淡的局面，通过广泛调查、现场质询的述廉，直指每个人存在的问题，再由纪委委员投票表决，从而全面衡量领导干部的“廉洁指数”，却让人耳目一新。这种集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新闻监督于一体，动真碰硬、触及要害的“火辣辣”的述廉方式，彰显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反腐倡廉“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精神，令人击掌叫好。

近年来，如何监督“一把手”成了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现实生活中，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在有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成了典型的“一霸手”，表现在“决策一言堂，权力一把抓，用人一朝臣，花钱一支笔，言论一个音”。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一把手”违法犯罪的案件也居高不下，而且涉及人员的地位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如众所周知的沈阳“慕马”腐败案，涉案人员中就有17人是党政“一把手”。2007年，邵阳市纪委所查处的有影响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案件，大多涉及“一把手”。

在公众的印象中,湖南在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上早就进行过多种尝试。2004年4月，衡山县18个乡镇党委书记和22个县政府组成单位的行政“一把手”逐个在当地电视上亮相，以记者访谈的形式，让他们将自己平时在廉洁自律方面的做法和承诺公之于众；2007年上半年，湖南省纪委率先在全省建立起党风监督员制度，从省党代会代表、十七大代表及基层党员中聘请了22名党风监督员，义务履行党风监督职责；各市州也积极探索建立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度——株洲市建立健全了党内监督检查评议制度，益阳市出台了《整合监督资源试行办法》，长沙市长沙市除要求“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之外，还要求其不能直接分管重点工程……

有论者认为，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重点在于“限权”。从广义上说，限权，既体现在对用权的裁判上，也体现在对权力的分配上，还体现在对权力的使用上，更体现在干部权力使用的评价机制上。邵阳、长沙等地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在合理配权、公开用权、科学评权上下足了功夫。特别是聘请党风监督员对述廉的“一把手”进行质询，大到人事安排、工程发包，小到公车钓鱼、接受吃请等生活细节，“问”得一些“一把手”脸红耳躁、热汗直冒、如坐针毡，可说是抓住了监督的难点，突出了监督的重点，瞄准了监督的热点，让预防腐败机制创新进入了一个“深水区”。

从相关报道中我们得知，邵阳“一把手”述廉“变脸”，深受绝大多数群众欢迎，但也招来了少部分人的质疑。更有人认为是在搞形式主义，玩“花样反腐”文章。在笔者看来，现场质询式的述廉虽然不是反腐治贪的灵丹妙药，但却是一项保障公众知情权与增强群众监督力的制度创新，是一种将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大胆尝试。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反腐败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工作，只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而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为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将这种好举措日臻完善，推而广之，也期盼更多更好的预防腐败制度走上前台，让其发挥细雨润物之效，使那些心怀不轨的“一把手”们悬崖勒马、无缝可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