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关系史上，张治中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与毛泽东之间在统一战线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友谊，对国共和谈以及建国后的一些工作都有重要的影响。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家境贫寒，读过10年私塾。16岁起在安徽、扬州当过候补兵、学徒、警察。辛亥革命中，张治中到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粤、滇、桂、川军中任职，　并曾协助建立桂军军官学校。1924年，张治中来到向往已久的黄埔军校，开始了政治生涯。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作风干练，既有作战指挥经验，又有训练教育经验，当时的校长蒋介石认定他“是第一流人物”，因此对他大加提拔，委以要职。张治中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第五军军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

然而，张治中的政治态度与蒋介石有很大不同，他一直追随孙中山“联张治中将军1948年于兰州兴隆山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并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但张治中从未参与。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抗日战争中，张治中抱着战死的决心，在前线日夜辛劳，精疲力竭，指挥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血肉之躯抗击日寇整整40天，粉碎了日本军阀3个月征服中国的美梦。

张治中一生主张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地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在国民党军队中绝无仅有，因而赢得了“和平将军”的称号。西安事变以后，张治中就力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从1942年起，张治中更是多次主张和谈。

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就是从和谈开始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与张治中同在广州，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实际交往过。他们的相识和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政治局面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同意了。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坐专机从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给予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重庆谈判历时43天，唇枪舌剑，风波迭起，很多次双方差点破裂。每到关键时刻，张治中总是极力扭转危机。他这种真诚为国、公而忘私的精神让毛泽东非常感动。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时，外面谣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张治中于是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在重庆，我知道了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治中问：“何以见得？”毛说：第一，“有事实为证：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这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啊。”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

“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国参与军队的整编通制。作为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与马歇尔和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三人坐专机到各地进行了一次检查，最后在回重庆之前到了延安。这是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这次到延安和离开延安，毛泽东都是亲自接送。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军事三人小组的成员们。当天晚上，中共中央特别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趁着酒兴，张治中将军对毛泽东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此言一出，全场立即响起了一阵掌声和欢笑声。在场的一位中共老同志说：“你的话讲得好，历史是由我们写的，这就说明我们是会胜利的。”张治中笑着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啊。”毛泽东说：“张将军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能说是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你

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听了这话以后，毛泽东微笑着说：“是的，将来我们是要到南京的。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那里离南京不远，开会就到南京。”

此时的苏北淮安，是中共领导的根据地。

至于毛泽东说的第四次到延安，后来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没有实现。那是1947年，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又想让张治中到延安去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次中共拒绝了。因为局势已经不可逆转。张治中确实没有第四次到延安。

建国后，张治中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很高的礼遇和地位。毛泽东多次在别人面前介绍张治中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49年4月张治中留居北平之后不久，毛泽东对张说：“我们准备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你也参加。”张说：“过去的政权是我们的，可是已经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笑说：　　“不！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起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今后还应该从年初一做起”，这句诚挚、亲切、含义深刻的话让张治中记忆深刻。此后，张治中努力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议并且被毛泽东采纳。

1949年6月，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夕，中央在一定范围内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为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1949年，北京的8月正是盛夏时节。为了能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也在紧张展开。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毛泽东征询张治中的意见。“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