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解散苏共，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_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因苏共已名誉扫地。后来查封苏共各级党委竟未遇到一次有组织的抵抗，被它代表的人民群众不是隔岸观火，就是幸灾乐祸，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有人指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死亡。缪矣！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能行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幺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经说到这幺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　　　　事实上，戈氏的前任，从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过政治、经济改革，意图惩治贪腐、提高效率。然而前苏联体制的「紧箍咒」摧毁了他们的努力。旧体制下的各种潜能全部用尽，问题不见解决反而却越积越多。到戈氏时，他在经济领域已无「革」可改。这才迅速转向了「政治改革」。因此，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说是那些死抱旧体制不放的前任们早就为苏联铺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说苏共垮台是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人民冷漠不是人民无情，而是苏共蜕变咎由自取！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　　　　列宁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二十四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幺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_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

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着《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_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幺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_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利、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回顾以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