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最后一天,巩俐出生在辽宁沈阳。父亲巩力泽是沈阳市新民县人,辽宁大学经济系的老师,主讲经济管理等课程。母亲赵英是山东历城县人,出生于大连市,在辽宁大学从事资料管理工作。
巩俐是老巩家的第5个孩子,前面还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巩因,姐姐巩雯,二哥巩蒂,三哥巩正。巩俐出生几个月后,父亲调到山东财经学院任教,巩俐也就随着父亲迁到了山东济南。
小学阶段,巩俐就读于济南三合街小学,二年级时曾被学校推荐到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合唱儿歌,在济南市第二中学读书期间,巩俐一直都是学校文艺队的骨干。最终,她报考了声乐专业。
1983年,巩俐报考了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结果都名落孙山。此后,巩俐通过关系参加临时工作,先后在山东省公安厅、山东出版总社读者服务部、山东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工作。1984年,她再次报考声乐专业,这次填报的是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系。此时,恰逢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到青岛招生。多一条路就多一个保险系数,巩俐也就和其他同学一起报了名。这两次报考,同样失利。
经历了两年的考试,巩俐及其父母开始明白一点:她毕竟缺乏专业学习,而这些专业学校需要学生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巩俐若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一定得增加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因此,父母多方打听,通过层层关系,找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导演尹大为,希望巩俐拜他为师。
尹大为第一次见巩俐是1985年春节前夕。尹大为回忆说:“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通过这双眼睛,我看到了一个学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较高悟性。而最使我难忘的则是她浑身充满的那股子傲气。巩俐的这身傲气,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也不是盲目而非常浅薄粗俗的傲慢之气,她是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青春气息。”于是,他决定收巩俐为徒。
尹大为和张艺谋第一次见面时,张艺谋握着他的手,向他鞠了一躬,说是感谢他为中国电影培养了一位人才。
日后,巩俐成了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也成了中国演员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演艺圈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旗帜。
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张艺谋是那种只要给他机会他就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人。相反,巩俐却是那种无所谓的人。这大概是所有美女都面临的同一状况,对于她们来说,机会永远比别人多,面前的任何一次机会,都不必太过在意,因此错过了这个机会,前面等着自己的也许是更好的机会。据中戏一位老师介绍,巩俐曾经被“退货”。当时导演系一位同学在某剧组帮忙,邀请巩俐去成都演戏,岂知巩俐独自回到了北京。据说,她到了成都之后,只是在宾馆里住了一段日子,那位同学便给了她一张机票叫她回去。她问为什么,那位同学说,也许是导演觉得你不太合适吧。就这样,她返回了北京,等待下一次机会。巩俐并没有觉得遗憾,她认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坐飞机,心中反倒挺感激这次经历。至于被张艺谋选中时巩俐的“无所谓”态度更是全国皆知。
有关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肖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当然,肖华提供的说词也是张艺谋向她“坦白”的。肖华写道: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肖华的回忆录关于这件事记得很简略,没有细节,甚至没有情节。
其时,巩俐有个男朋友,姓杨,高大英俊,圈内人。在学校,大家能经常看到他们出双入对,常常在学校小卖店一类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起买零食吃。当初,巩俐接《红高粱》这部戏,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对;巩俐进入《红高粱》剧组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产生了矛盾。
巩俐在镇北堡拍《红高粱》中颠轿以及酒坊的一些镜头期间,巩俐和男友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此时的巩俐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痛苦却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这类感情问题,一定会想找个人倾诉和请教,巩俐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剧组,张艺谋与她更亲近一些,于是巩俐经常与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扰以及拍戏以外的事情。两颗心也就是这样慢慢靠近了。
在肖华的回忆录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
1987年8月,《红高粱》摄制组已经开赴山东高密县,并且进入后期,当时肖华有半个月假期,又值暑假,考虑到自己和女儿很久没见到张艺谋了,便给张艺谋写了封信,说她想带着女儿末末去山东。在信中,肖华写了三点理由:一、想看看摄制组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她在西安电影厂工作已经两年了,还没有下过组,了解这一生活过程,对她今后的工作是有好处也有必要。二、他们摄制组大队人马走后,自己一直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一个多月了,这炎炎的夏日他怎样过的,生病了没有,她放心不下。三、她也想带末末去见识见识,顺便还可到离他们外景地不远的青岛去看看海。她还从来没见过大海,哪怕只待两三天也好。
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打电话成本太高,相互间的联络仍然靠写信。据肖华回忆,她搬家去西影厂时,整个家当仅仅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大纸箱,其中有很大一捆是张艺谋写给她的信,包括张艺谋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张艺谋看到这些信时,希望她将信烧掉,他说:“我们现在已是老夫老妻了,还留着谈恋爱时期的东西干吗?如果什么都舍不得丢的话,光旧东西咱们这间屋子都搁不下了。你现在整天上班、管孩子、干家务,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看那些信呢?就是以后孩子大了,你有时间了,看那些信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会离婚。”
在回忆录中,肖华引用了张艺谋给她的几封信,其中有1985年5月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时给她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写于5月9日,是写在明信片上的,抬头称呼是“小蓉”,落款是“谋谋”。第二封同样是明信片,抬头是“蓉子”,落款仍然是“谋谋”,时间是一周后的5月16日。肖华说:“在出国短短的十几天中,他念念不忘地惦记着我和孩子,我很感动。这两张胆信片散发着爱的深意,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
由此可知,张艺谋在某些时候确实是一个恋家的男人,甚至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给家里写信。
可在1987年那个夏天,这一事实改变了,张艺谋长达一个多月没有往家里写一封信。当然,他首次担任导演,一心扑在工作上,可能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但肖华的这封信,张艺谋很快就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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