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境地。这种两难造成的原因是在美国和欧洲，其货币当局只须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而在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中，货币当局不仅需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来确定其利率和货币供应政策，还要同时根据对外平衡的状况，运用同样的工具来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汇率政策。遗憾的是，对内和对外的这两套政策，在目标和手段上常常相互冲突。回顾近两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前思后虑的窘状，便不难理解其背后的原因。

对此，人们再次对关键货币国家提出分担调整责任的要求。然而，这种希望注定要沦为虚空。因为，1973年，牙买加协议已经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所以，关键货币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其国内(区内)政策时，理所当然地都只会把本国(地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放在第一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会对非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指手画脚，幷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我们当然不愿臆测这些关键货币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时就心怀恶意，但是，基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性质，他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即便关键货币国家出于某种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承担起稳定币值和调整国际收支的国际责任来，根据“特利芬难题”的逻辑，他们最终也会遇到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恶化同时出现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非关键货币国家要想免除汇率波动的不当干扰，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设法自救。

根本出路在于在亚洲形成货币合作机制

文章指出，虽然世界上非关键货币国家占据多数，但在其中，亚洲各国(地区)对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感受最深。这是因为亚洲各国经济的对外部门大都比较重要，其外汇储备规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货币错配的风险最大。

不妨勾勒一下全球经济的总图景。目前，从地缘上说，世界存在三大经济区域：美国、欧洲和亚洲。从经济总量上看，亚洲最大，欧洲次之，美国最小。但是，从金融方面看，则是美国最强，欧洲次之，亚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手段上看，问题更为严重。迄今为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亚洲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规模巨大的产品和劳务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无论是计价还是实际的移转，都必须以美元和欧元为载体。于是，汇率稳定与否，就永远是这些国家(地区)宏观调控面临难以回避的持续挑战。既然涉及汇率，就免不了要时时谨慎地处理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免不了要仰他们的鼻息，而且常常还会遭受无端指责。

毫无疑问，所谓汇率始终是亚洲国家(地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说到根本上就是，亚洲国家(地区)在对外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中，是否有话语权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免受汇率问题的折磨，我们必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有人建议要更为充分地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堪称完善，也符合创设SDR的初始愿望。但是，30余年来的实践显示，在全球经济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的局面难以改变的条件下，希冀在技术上创设一种与各国的经济实力相脱离幷剥夺发达国家主导权的新的记账单位、交易手段、支付工具和储备资产，是不现实的。SDR的创设和分配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再明确不过地显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还有人主张恢复金本位，这实在是个缺乏历史感的想法。如今，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地区蒙受巨额损失，致使投资者购买黄金保值。这种状况唤起了人们对金本位的回忆，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金本位是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野蛮货币制度，它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受到分布不均、产量有限、而且受到少数大亨的钱袋左右的限制，幷且使人们陷“入拜物教”的愚蠢境地。其实，只要了解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国际及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如何艰难地摆脱其黄金束缚幷获得其现代形式的历史，便可以知晓，恢复金本位既不可行，更难使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和少数富人的控制。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欧洲，积极推进亚洲货币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各种形式的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都采取积极态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货币环境。

当然，亚洲货币一体化是一条长满荆棘的道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清迈倡议”算起，我们事实上已经做出了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合作还局限在防范危机的领域，建立地区统一货币体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现值得一提的举措。借鉴欧元启动的历史过程，我们或许需要做好再努力几十年的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在互信基础上形成一体化政治共识，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加强。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今后将越来越成为广大亚洲国家(地区)的共同事业。

然而，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积极的努力，当前由美元和欧元主宰全球金融体系的状况都不会很快改变。面对这个冰冷的现实，我们必须有长期的应对之策。在我看来，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幷且更为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些外汇储备，则是过渡时期的理性选择。

于是我们就需要讨论全球外汇储备巨额积累的合理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大都转向了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根据国际金融的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一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然而，事实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汇储备以天文数字在迅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的全球积累是以相当不平衡的格局在发展着。具体说，一方面，美国和欧元区的外汇储备规模较小且保持稳定；另外一方面，外汇储备则迅速积累，甚至是南美洲的传统的重债国，现在也都摆脱了负债的地位，成为净债权国。对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权财富基金”问题，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在难以摆脱关键货币国家的货币和其他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在汇率风险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降低持有外汇之制度机会成本、追求更好的长期回报和抵御金融风险的一种不得已的积极安排。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机遇

文章认为，无论今后的亚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扩大人民币在大中华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围，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上述讨论的确描绘了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路径，则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包括国际贸易中的计价、交易、结算，乃至储备货币的安排，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在今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程中，努力形成人民币中心，构成国内各个城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了推动这一进程，需要做出大量的努力。其一，应当建立一套比较合适的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得上海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民币交易、各种各样的经营人民币机构乐于生根的乐土。其二，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各种各样的金融活动、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得以顺利地在上海开展业务。其三，应当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扩大人民币的交易规模；其四，应当创造条件，大力培养合格金融人才，为国际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本。 (编辑 阿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