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趋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于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东西方学者反思越战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些学者正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反省和总结，而2005年1月10日至12日，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香港大学举行。会议由港大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二十六名学者。

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等智库。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幷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辛，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一九**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提出了新论点，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着无形的催化作用，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作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道，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编辑 阿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