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近期，一些研究者敏锐注意到了中国在资源、环境约束的新时期防止“滞胀”这一问题。中国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结果将有损于国家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供给管理中的清醒设计、理性方案，要保重点、渐次展开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这也是中国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四，理性的“供给管理”，还需要强调，在整合、统筹运用可用财力实施供给管理优化结构的同时，应积极运用部分财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钱买机制、建机制”。比如：

——为降低行政成本，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能，积极稳妥筹备、在时机成熟时更有力度地推进“大部门归口”的机构改革，以及可能择机推进的国、地税合幷的机构改革等，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员分流、安置的经费。

——为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应坚决落实“收支两条线”原则，充实公检法系统公用经费矫治公权扭曲，同时加强法官、检察官、警官培训和加强“廉政公署”、“中纪委”式权力制衡、监察机构所需经费。

——“乡财县管”、“省直管县”的扁平化改革推进到综合改革、减少地方行政层级时，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经费支出。

文章最后表示，完全可以且应当纳入中国特色“转轨经济学”和宏观调控“供给管理”的框架之中，深化改革将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支持“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 (编辑 阿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