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咱家”的特殊性，因为“咱家人口多底子薄”，用不起那西方的药。另一方面就是翻出过去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法宝，然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一切普世价值全部打翻打烂，就会有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司马南的确有毛泽东的勇气，不相信任何牛鬼蛇神，敢于把目前所有实行的普世价值全部砸烂。如果按照司马南的民族主义宣言，我们只能乘驴车了，因为汽车是西方的文明。也只能点灯笼了，因为电灯是西方的文明。环顾我们生活的周围，单元房、照相机、飞机、火车、包括司马南狂攻中使用的电脑也都是西方的科技文明了。那么司马大师到底想让“咱家”的人们去干什么，进行什么样的生活呢？这便是刚刚大灾难之后，作为反伪斗士司马南的民族主义高论，他在这些高论中是否听到了那些地震中冤死的学生的呐喊，是否看到了那些佝偻的生命无助的祈盼。因为正是由于普世价值的安抚才使灾难中的生命得到了尊重，从而减轻了灾难带来的疼痛。其实普世价值本无中西之分，它只是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它无非是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这样就触到了司马的痛处，因为威胁到了他的既得利益。

这就是震后六月的众丑喧哗，地震中的孤魂、鲜血早已灰飞烟灭，只有集权主义、民粹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阴魂在借机复活。灾难中随之降临的普世价值关怀正在被他们翻案，翻案不得人心。他们有的人要我们做“幸福鬼”，有的要我们安心在“咱家”里孤芳自赏，有的人让我们去欣赏他们想象杀人的优雅和从容。这一切正如那一刻，那一刻震出了人的本能，震出了人类对于大自然吞噬生命的抗争，震出了各种道德、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对生命的让步。那一刻突然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原本状态，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高贵而美丽。灾难的硝烟散去，而一切又回到了我们文化的常态，所以那一刻的特殊之举均不能看作是文明的开始。只有常态的文化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还要生活在常态中，只是我们的常态文化又凸显了往日的病相。此时此刻，我们是否需要这些道德喧哗，是否需要各种伪道德的捆绑和伦理逼捐，是否需要接受那些“代表人民”对某种个人自由的道德宣判。越来越明朗的天空下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人都不具有神的胸怀，即便再华丽的道德伪装也无法安抚那破碎的心灵。请把悲伤还给悲伤，把死亡还给死亡，把生命的陨落还给大地和天空。任何人、任何飘扬的彩旗、任何道德至尊都无法提供生命的安息，因为“那穿上道德，只如同穿上他的最美丽衣服的人，还不如赤裸着”  (编辑 阿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