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详述。令我们十分惊讶的是他有鬼魂附体，又令我们十分惊讶的是这样的诗即便在文革之中也鲜为能见，看来风向灵活的郭沫若也望尘莫及。倒是其作协副主席的身份稍微减轻了我们惊讶的当量，这就是作协的力量，坐在作协的山头上自然有身处江湖之野的文人们所没有的享受和灵感。因为体制内供养的专业作家自然可以感激体制的好处，但他未能明白是谁在供养着体制，是否也有那些地震中死难的灵魂。因为自己又是作协副主席，自然在这种打油诗里要极尽媚俗之能事，致使前无古人、震古铄金。因为在诗的技艺上实在无法入流，便在诗中的情感上横扫诗坛，让整个文坛刮目相看，使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看到了这则诗歌“绝唱”。其实平静下来看“绝唱”不绝，作协之中的许多所谓作家、诗人不也常有此种之作，只是王兆山的“幸福鬼”之创意还是技压群僚。这也便是整个舆论中痛斥的最无耻部分，但他确实代表了当今的作协和作协水平。王兆山最大的丑恶在于为国家主义叫魂，在于他那用伪道德对生命的吞噬。第一，王兆山设计了一种古今中外不曾见到的生命状态，即幸福鬼。也就是生命本不属于自己，是属于一个国家或某种集团，如果生命为其而转化为鬼，只要有悼念之态就是极其幸福的。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纪念中的每一个亡灵也都是幸福的，没有必要再留恋人间。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动用一国之力来拯救濒危的生命，何不让他们都去做幸福之鬼呢？不知道王兆山设计的这种生命方式自己能否先行实践，如果自己不去实践自己所崇尚的幸福之鬼那便是一种反讽。而作为王兆山这类的“幸福鬼”来说反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既然已愿为幸福之鬼，人世间的规则他是没有感觉的了。第二，王兆山在借鬼杀人。按照王兆山在诗中的意思是只要有“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这已经是多少年淡化了的精神迷幻，由于新时代不断的主体觉醒和启蒙，这种精神谎言早已被人们撕碎在风中。因为这样的精神承诺往往是为某种目的借正义之名而让生命为极权铺路，或者让某种目的和主义成为剥夺生命的借口。自古以来，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是被这样的虚幻承诺剥夺而去的，他们在哪里？莫非同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们一样幸福着？只是作为生命主体的人已经觉醒了，在生命面前任何为其设置虚幻方式的承诺都是一种无耻的欺骗。设计的目的不为其它而在于杀人。王兆山身居庙堂之上，丰衣足食，靠体制豢养着，无能为文也就罢了，但还要视百姓为草芥，还要为杀人给自己铺张这么多惊世骇俗的理由。第三，王兆山的丑恶也是作协的丑恶。我们知道作协在中国是畸型的机构，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一个怪胎。作协早已权力化、行政化，因为无法正视社会和生命正义，只能靠这些马屁文字来维持生存。因为精神的畸变，使之早已沦落为令人不齿的文学的边缘或反面，作协之人除了互相换发文字垃圾外，也只能如此摇尾献丑了。可以说，王兆山是作协内作家的典型代表，只是其他人没有他的幸运因“幸福鬼”而一夜成名，看来王的功夫略高,给其作协群体树立了典范。如果一日作协这个机构不解散，还会出现更多的王兆山，那样我们将欣赏到更多的也许胜过“幸福鬼”的奇诗异文。只不过王兆山抢先一步亵渎了文学、亵渎了诗歌，也亵渎了生命，同时也为官僚化的作协敲响了丧钟。好在丧钟之下的王兆山因为有体制给予的温暖，有余秋雨的加持护念，纵然做鬼，也是异常幸福的。

司马南因攻击《南方周末》由恶丑变成了“凶”丑。这里的司马南还是那个“反伪斗士”因反对气功而名噪一时的司马南。这几年气功已经不再时尚，司马南也从焦点视线中消失。现在才知道司马南是在闭门铸剑、养精蓄锐，今日狂出，不减当年。只是当年他反对的是伪科学，我也曾为之鼓舞，而今反对的则是一份报纸，实际反对的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此次出山，也是在四川大震之后，似乎是地震给他震出了灵感，震出了机会，他要攻击一种价值了。与前些年攻击一种技术比起来，的确是进步了，从攻击有形到攻击无形可是司马南多年沉寂修养的硕果。但从前几年的攻击技术比起来似乎又倒退了，前几年攻击气功还处处讲道理，找论据，而今天攻击普世价值已没有了以往的耐心，一上阵便是价值宣判。好象司马南早已真理在手，用一种战斗的架式和高亢的语言就可以吓跑了普世价值。殊不知，司马南正是享受着普世价值带给他的权利才有这样表达的自由和空间。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司马南是在多次阅读了《南方周末》后发起进攻的，看来他不仅要咬碎“普世价值”，还要进一步把《南方周末》咬倒。司马南在《致〈南方周末〉评论员的一封公开信》中坚决抨击了普世价值，强调了国情，并把中国比喻成他的“咱家”。在信的后半部分还海阔天空、上下五千年地强调了民族精神和他的爱国，后来又针对笑蜀的文章大加攻击。在司马南的眼里《南方周末》成了西方价值的阵地，是代表西方说话的，说笑蜀的灵魂也被西方收买了，还指责“普世价值”相当于木马病毒和陈冠希的照片。细读司马南的文章会感到这是一次个人力图发起的文革余震，不仅要燃起民族主义的毒火，还要重新高举起三面红旗，进行文化上的无产阶级战斗。尽管司马南口口声声说要客观、平和地讨论问题，但从其咄咄逼人的火药中已毕露了凶残的丑相。第一，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的目地就是坚守专制主义价值。因为在司马南眼里普世价值相当于木马病毒，并且自称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玩艺儿。现在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了普世价值不是西方人独有，应该是每个人享有的天赋权益。可以说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已经被世界各种文明所接受，正是这样的价值普渡才让人类走出了奴役的梦魇。这些普世价值是人类经过无数次的试错和流血之后得出的文明成果，这种成果要移植而来为什么使司马南如此害怕？因为普世价值强调的是每一个生命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也就是一切价值都应该围绕生命的本体价值。这样一来，司马南就会与普通百姓具有了一样的权利，这肯定是司马南所极为害怕的，因为在当前的体制下司马南可以凌驾于百姓之上，可以说得到百姓被剥夺了的更多的利益。第二，司马南强调的“咱家”具有浓厚的封建霸权思想。司马南在信中极力批评西方霸权，但又如此极力强调“咱家”，他的意思是我们都和他有一个共同的家长。可见司马南在骨子里抵制现代国家意义，否认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而是家长与组成人员的主朴关系。那么在司马南的这个“咱家”里，任何人也都必须固守家训，不得置疑家长权威，更不能对家规和家长的决策表示任何置疑，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司马南不允许《南方周末》对他的“咱家”进行任何批评，是说那样便成了邻居挑拨、公关成功的结果，还说是在上西方村长的当。怎么看，这个“反伪斗士”的口气都象是慈嬉老佛爷。第三。司马南拒绝普世价值的理由是说这样的药治不了中国的病。那么什么药才能治中国的病呢？他的陈述中一方面是任何时候都要强调&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