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化中对生命的漠视，是英雄主义对于人间秩序和文明的摧残。英雄的剑锋是千万条鲜活而无辜的生命为其擦亮的，任何个体的生命在英雄的眼里已毫无生命的意义，只是提供给英雄挥洒屠刀的快感。对极尽摆弄慈善形象的成龙来说，崇拜的是这样血淋淋的杀人经典，对于杀人之典没有任何自己的价值批评，任凭俯拜在于丹的鼓惑之下。也许这本身就是成龙的价值判断，他的英雄实施只有象项羽一样杀人。一个心怀这样价值判断的人，有谁能相信他去实施的慈善和环保有多少真诚，说一定是一种狡饰的危险。第二，于丹借成龙暴露了我们文化中的丑陋。于丹和成龙的“文武会”正是沉痛缠绕中国和人类的五月以及悲伤倾瀑的六月，他们不再考虑任何道德指责，完全回归了自身的文化本能。成龙之丑正是我们的文化之丑，这种文化之丑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一方面去同情无辜的生命，做出了慈善姿态，一方面又回到残害其他生命的行为自觉中。就象有的企业家上午刚刚慷慨解囊，施以善举，下午在企业的生产中又偷偷排污，毒害相邻的百姓。这是否是我们文化中的虚伪和狡诈，还是文化中的自卑和狭隘。在我们文化的心中几乎都潜藏着成龙一样的梦想，这梦想都是想把其他的生命作为我们前行的基石，从而笑傲群伦的痛苦。我们的文化只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张扬胜利，从不知道去俯首谛听铺成我们胜利之巅的那些无辜冤魂的呻吟。于是，于丹讲项羽杀人时眉飞色舞、如临其境，成龙听项羽杀人便如痴如醉、无限神往。第三，于丹和成龙极尽了表演之丑。在于丹和成龙一文一武、一唱一和，大淡当英雄须多多杀人之后，两位超级名人便飞赴灾区开始了名星式的表演。在他们游弋灾区的城镇、乡野、学校之时，“文武会”的节目又在重播，一方面他们在欣赏杀人英雄的伟绩，一方面又好象在安抚受灾群众。一个在本质上否定生命的人、或看不到普通生命的人，在灾区的一切举动只能是拙劣的表演。这样的表演一方面把自己美化成道德和慈善的领袖，一方面又准备向刚刚被施与的人嚯嚯磨刀，否则，他们的英雄情节如何了断，英雄梦想又如何实现。这就是作为世界名人的于丹和成龙，我想那些刚刚埋葬了亲人的灾民在看到了他们大淡项羽杀人之美的丑恶之后，不知怎么才能接受他们的善举。莫非他们本身就是两面性的，刚刚杀掉你，马上就能涌出深刻的眼泪。或者在杀掉你之前象鳄鱼一样先流出慈悲的泪水，面对这些不能不使我们惊讶于他们“丑”的老道。

学生家长的悲痛和余秋雨的“冷”丑。地震中由于一些学校粉碎性塌垮，致使其中的任何人没有一点逃生空间从而丧失了求生的机会。并且在建筑物的现场人们也发现了其中的建材质量问题，瞬间丧失子女的家长们悲痛欲绝，要求展开建筑问题调查。由于突袭而来的巨大灾难，中午从家中刚刚走出的鲜活生命转眼之间已经阴阳两隔，作为任何正常的理智都是难以控制的。从正常的心理角度来说，悲痛欲绝的人只有如此寻找心理的转移口才能承受重压，况且学校的建筑本身值得置疑。家长们的举动本没有错，在人绝望的悲痛中也只有用悲痛来为自己疗伤，此时此刻，他们无法去顾及微言大义，这是生命的常态。只是余秋雨耐不住了，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对学生家长们进行劝告，劝告的行为本身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了余秋雨用自己的假道学涂抹自己，从而让生命为国家主义让路。余秋雨说，学生家长这样做已为境外的反华势力找到了攻击的借口，并且已有十三亿人为其子女悼念，他们已转世成菩萨，已经非常安宁。余还说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讲了，如此之震，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请愿者子女的不幸主要是天灾所致。余秋雨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又说“经过这次地震，中华文明必将开创一个以生命、人性、至善、大爱为主轴的新时代。有了这个主轴，其他问题都好办了”。这就是余秋雨利用死去的生命，利用生者的痛苦进行近乎无耻的喧哗。由于余秋雨的名人效应，这喧哗反而真正地暴露了伪道者的丑恶本质。第一，余秋雨只强调了天灾，却否定了个体的生命。余秋雨认为地震中房屋倒塌致人而死是必然的，并且现在政府正忙于救灾，哪里能去解决这些事情，他认为“法律上的事快不得”。也就是我把你杀掉之后因为忙着为你办理丧事就可以不再追究杀人之错，现在的积极行为可以抹掉以前的罪恶。这就再一次证明余秋雨是不为弱者说话的，他认为这种劝告还“需要不小的勇敢”。看来余秋雨的确是勇敢的，现在终于撕下了文明的面具、赤膊上阵了，这究竟是否是哪个“文化苦旅”中咏叹中国文化的余秋雨呢？你又怎么知道那些殉难的花朵已经成了菩萨，并且很安宁呢？这是你面对生命尊严的无情践踏。第二，余秋雨的言论已不是学者。余秋雨向来是以文化学者自居的，自然知道学者的基本精神和使命，起码不是向主流舆论高唱赞歌，而是保持一种独立的清醒思考和批判。大灾难突然来临，可以说人们的情感超越了理智，恰恰这个时候更需要理智和批评。那么外国媒体作为一种旁观者可能比我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或者说他们的批评是错误的。但用不着余秋雨如此为其上纲上线，把这种不同的声音作为什么反华势力的反华声音来挑唆民族主义的烈火。对这种批评中政府尚能理解和包容，而余秋雨又为什么如此愤怒、如此不能容忍呢？余秋雨似乎摇身一变成了政府信访部门的代言人，拉开架式要与“外国媒体”拼死一搏。现在人们的确已在怀疑，余秋雨到底是什么货色。第三是余秋雨认为地震的发生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新文明，这一震将震出一个新中国了。这是一种“破窗理论”在灾难中的平移，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损害有益”论。从中可见余秋雨的险恶，他认为新的文明的到来必须建立在千万个家庭绝望的疼痛之上，也就是进步须有灾难作为前提。这是典型的让“进步”对生命的践踏，是历史主义对生命的轻蔑。即使按照余秋雨的理解，地震中人们的善良反应也并不能够代表已形成“大爱”式的文明了。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所带给人们的救灾反应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对于同类的本能反应，几乎来不及什么价值判断，只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事实判断。瞬间的爱不代表持久的爱，特殊状态下的善也并不能保证有常态的善。一个连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都未能守护的民族，特殊状况下的瞬间之举并不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它并不可靠。就象我们在《文化苦旅》中认识的那个满腹经纶、装满道德、指点江山的余秋雨一样也并不可靠。

体制作家王兆山的“鬼”丑。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本来名不见经传，虽然曾任《山东文学》等体制刊物主编，又是一级作家，但涉文多年的本人并未听说过此人，更未读过他什么文字。只是这位作家近日发表了两则打油诗，令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多元文化下真的有如此奇人奇诗。王兆山自称有地震中的亡灵附体，“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于是大发感慨，认为：“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是他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诗中的主要内容，另一首《钗头凤·川之吟》为赞美抗震救灾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