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没有理由插手北欧或者挪威海岸的事务，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苏芬战争的爆发使北欧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英法盟军多次筹划以援助芬兰的名义控制挪威海岸和瑞典的铁矿石出口。

德国也从消极地满足于维持现状变成积极地筹划军事行动，以确保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12月14日在会见了吉斯林后，希特勒指示德国军事当局准备征服挪威。1940年3月1日下达的关于“威悉河演习方案”的指令，明确指出行动的目的在于“防止英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保护我们在瑞典的矿石基地，扩大海空军进攻英国的出发地区。”4月9日，德军实施“威悉河演习方案”，占领了挪威和丹麦。希特勒为什么没有占领瑞典？看来是由于以下几点因素促成的：

第一，瑞典独特的战略位置。瑞典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隔挪威与英国隔北海相望，南隔丹麦与德国相邻，东部及东北隔波罗的海和芬兰与苏联为邻，它是在英、德、苏之间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瑞典作为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优质铁矿石和滚珠轴承的供应国，更增加了它的战略重要性，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目标。这种独特的战略地位使得对它的取舍往往关涉到大国的平衡，两大集团都想控制它，不允许它为对方所得，一旦它倒向两大对立阵营的任何一方，必将遭到另一方的攻击，这使瑞典处于一种强国夹缝中的危险地位。然而，与其他北欧国家相比，瑞典对强邻的暴露位置倒有几分优势，因为周边的小国成了瑞典与各强国之间的缓冲国。如果德法间的战争是穿过低地国家而进行，如果德英间的战争是跨越丹麦和挪威的国土而沿着北海海岸展开，如果德苏战争遵循历史老路沿波罗的海南岸横跨波兰和三个大陆波罗的海国家的疆域，那么瑞典就可以成为一个固定不动的缓冲国，成为旋转不停的北部欧洲的静止中心。列强要想占领瑞典，必须首先占领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而一旦控制了这三个国家实际上就已经控制了瑞典而无需占领它，瑞典的三面受敌倒成了它的安全之所。现在德军占领丹麦、挪威已保障了德国北翼的安全，也就是说“威悉河演习”的作战目标已经达到，瑞典已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无需出兵占领。

第二，瑞典已承认德国的优势，向德国作出了种种妥协，德国不仅已获得铁矿石的正常供应，而且获得了在瑞典的过境运输权。

第三，苏联当时的立场。1940年4月13日苏联向德国提出强硬声明，“高度重视保障瑞典的独立”， “希望瑞典的中立不致受到破坏。”对此，德国许诺“将恪守瑞典的中立，不把军事行动扩大到它的国土上”。无疑当时苏联的立场是德国不敢对瑞典轻举妄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如果进攻瑞典，必将遭到瑞典的拼命抵抗，德国所依赖的宝贵的铁矿石供应也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对于战略得失的考虑使希特勒没有占领瑞典。后来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希特勒再次提到：“德军能否以较强兵力从罗瓦尼埃米及其以南地区出发实施这一作战行动，取决于瑞典是否准许使用其铁路实施开进。”而战役一开始，瑞典就满足了德国的要求，再次消弥了双方可能的冲突。

从交战的另一方来看，盟国在这一时期也充分认识到瑞典铁矿石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重要性，多次筹划切断或削减这种供应。然而，随着1940年6月挪威战事的结束和西线战事的吃紧，盟国已无力干预北欧事务，瑞典已全面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此时盟国对瑞典的处境是体谅的。1940年6月26日哈利法克斯对瑞典驻伦敦公使普吕茨说：“英国十分体谅瑞典的困难，不过瑞典在困境中保持均衡时未免向德国靠拢得太近了。”1942年10月丘吉尔在同后来出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博赫曼会谈时说道：“我们不希望再有一个德国人的牺牲品，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便是：你们在一旦遭到袭击时能够捍卫自己，不再作出任何不必要的让步，而且能够尽快撤消那些已经作出的让步。”可见，除了外交上略表不满外，盟国并不愿将瑞典拖入战争的漩涡。

当战争形势发生转折后，盟国加大了对瑞典的压力，对瑞典威胁最大的现在是盟国而不是德国。为了适应形势，瑞典逐步取消了对德国的让步，开始向盟国靠拢。对此，希特勒虽然恼火，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此时他已是自顾不暇，没有力量再去干涉中立国的事务了。当1943年7月29日瑞典通知德国过境运输必须停止时，希特勒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因为此时他还有其他许多更重要的问题，比如盟军入侵意大利，墨索里尼倒台，对法国的压力不断增大——“所有这些结合起来，迫使希特勒从挪威撤出军队前往法国而不是在北欧开辟新战线”，“如果德国还有抗议的话，那通常也仅仅是政治外交上的抗议。……当瑞典对德国进口和过境便利严加限制时，已很少有遭到德方报复的风险。”仅此而已。当轴心国处于全面颓势时，希特勒是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开辟反中立国的新战场的。

就这样，依靠在战争的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妥协政策，瑞典博取了交战双方中优势者对中立的认可和维持，而处于劣势者或者出于理解，或者出于无奈，眼睁睁地看着瑞典为敌方服务却无力干涉。

四

现代世界大战是一场总体战，交战双方的冲突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也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弱小中立国家在各个方面都与交战双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仅以一纸宣言就企图避开世界大战的战火是不太可能的。中立小国必须小心翼翼地在交战双方之间玩平衡、走钢丝，不得不审时度势，向战争中的优势者妥协。这样，瑞典的战时中立随着大战进程的发展就有了一种明显的倾向性。

在战争的前期阶段，轴心国势力盛极一时，横行欧洲，残存的中立小国也就不得不向这种优势低头。瑞典不得不答应轴心国的种种要求，服务于轴心国的战争经济，满足其战略需要，将大部分战略物资卖给轴心国。战争发生转折以后，尤其在战争后期，在盟国日益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压力之下，瑞典不得不向盟国靠拢，逐步取消对轴心国的让步，放弃对轴心国的支持，直至最终同其断交。因此，正如摩根索指出的：“有关中立的权利、义务的国际法规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只是当时法律、经济、政治及军事等条件的表现，如果这些条件改变，规则也就随之改变，这些条件如果消失，规则也就不再存在，在国际秩序的不断变化中，只有这种法律与社会背景，才能提供中立的法则”，换言之，中立是可变的，是有弹性、有倾向性的。从总体上看，瑞典在大战前期可以称之为“亲轴心的中立国”，在大战后期则是“亲盟国的中立国”。

在国际法上，一国选择了中立，就获得了某些权利，并且承担某些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便构成了中立法。二战年代，关于中立的国际法权威解释应是1907年的海牙第五公约和第十三公约，其中第五公约第二条规定：“禁止交战国的军队和装载军火或供应品的运输队通过中立国领土”，第十三公约第一条规定：“交战国必须尊重中立国的主权，并避免在中立国领土或领水内，从事任何可能构成违反中立的行为”，第六条规定：“禁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