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此说姑且存之。但此说终究值得怀疑，清朝入主中原，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至乾隆中期长达153年之久，此前何以不出现?而后来论者虽汗牛充栋，但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袁崇焕真的“通敌叛国”，崇祯为何还重用袁手下生死与共的大将祖大寿?又为何不马上处死他而要延迟至8个月之后?崇祯诏谕袁崇焕的“罪状”中“专恃欺隐”指的又是什么?为何他非要处袁崇焕以“磔刑”来泄愤不可?

明思宗朱由检17岁登基，从他开始时所处理的许多大小政事看，他是个有一定知识的人，自小经筵师讲教，文墨智能远胜其兄朱由校。他诛杀了魏忠贤，清理了一批逆党，起用了许多贤才。这些均被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有“英明果断”之誉。中国历史上施用“反间计”及诬陷忠良通敌者不乏先例，但中不中计，确可判断国君的贤愚。崇祯帝中计，虽不排除这个刚愎自用的君主用人多疑，正如《明史述评》所说，“无知人之识”：但查查袁崇焕投身辽战几年的光荣历史，看看眼下千里赴难，出生入死的表现，戳穿“反间计”是不难做到的。总的看来，崇祯帝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庸之君”，此计应不是磔杀袁崇焕的主要因素。

但是什么因素让崇祯非杀袁崇焕不可呢?究其原因，一是崇祯帝所说的“专恃欺隐”，但袁崇焕隐藏了些什么深藏不露的秘密?又为何让崇祯忌讳莫深、寝食不安，必欲置之于死地?二是出现在袁崇焕身上的种种“神奇”行为和异常“征兆”。

事实是，袁崇焕考上进士后，初授福建邵武知县，此后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至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十年间，袁崇焕政绩、战功皆卓著，连升十三级。这在封建时代是极为罕有的，从而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和疑惑。

面对这种疑惑，袁崇焕颇为隐讳。按封建时代，一个人一旦考上进士，以及朝廷任用大员，朝廷都要派出国师到各及第进士或候任官员的家乡去勘踏其家山屋宅风水，看其能否出得如此人才，如无良好的家山屋宅，不仅不被任用，甚至还被作为“天生妖孽”而诛杀。袁崇焕威震辽东，屡屡晋升，恩宠奇遇无以复加。他明明是以藤县籍举子应会试，进士榜公布写得清清楚楚，国子监题名碑也刻得明明白白，但他却对自己的出身讳莫甚深，一时对人说“寄居平南，应童子试，受人攻讦，改籍藤县”，一时又说“祖居东莞，飘零20年”，考中进士后又故意回到东莞去拜祖祭墓，罢官回籍也故意绕道广东才回藤县，尽量小心翼翼，隐瞒其在藤县的家山屋宅。但在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高度严密，无孔不入的明朝，并非“英雄不问出处”的乱世，袁崇焕此举却欲盖弥彰，弄巧反拙；引起了妒忌的阉党和多疑的崇祯帝的极大狐疑。

崇祯帝在其初登大宝，诏令起用袁崇焕之时，便令内廷太监与锦衣卫暗随诏使追寻袁崇焕去向，召其回京任职，并暗访其家山风水。寻至白马，只见此地山川奇胜，风光迥异，必是地灵人杰、英才辈出之所，回朝禀报，更令崇祯帝心神惊疑不定。但边事垂危，朝廷正在急需用人之际，心中虽有不解之惑，还是擢升了袁崇焕，疑人重用。崇祯起初对袁崇焕尚是非常信任的，“擅杀毛文龙”后也不加指责，直至率师勤王还授以重权，却在强敌一退去就将袁崇焕系下大狱，虽有“反间计”一说，崇祯也只是怀疑，一时难辨真伪。所以逮捕袁崇焕下狱后，又派出国师到白马莲塘来勘踏，得知其宅乃“飞凤饮水”之格，其祖父袁西堂又葬在凤凰岭“飞凤含珠”之穴，《葬经》有云：“凡鸡地者必出王。”锦鸡者，凤凰也。其祖母又葬在贵能出天子的濛江“帅地(象棋地)”(今濛江镇袁屋坪塘冲，大泥墓尚存)，家山屋宅，处处皆风水大地，处处有帝王之气。

崇祯帝本来就笃信风水之学，听后惊恐万状，惟恐江山被夺，又加上首辅温体仁等阉党佞臣罗织袁崇焕“早有谋反之志”，说其诗“横戈原不为封侯”，“封侯”都不要，不是明摆着想当皇帝吗?他的名字“崇焕”，不就是要把“崇祯”换掉?如此这般，袁崇焕阴谋与阳谋都“证据确凿”，他不仅“通敌叛国”而且要颠覆大明江山社稷取而代之，这是“滔天大罪，祸心深不可测”，崇祯帝自然咬牙切齿，恨声不绝，即使将袁崇焕千刀万剐也难解其心头之恨。真可谓迷信误国，自毁长城，到头来断送了明朝江山，崇祯帝也落了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奸臣阉党　落井投石

朝中权臣、阉党罗织罪名，为被袁崇焕斩杀的毛文龙报仇，崇祯帝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忌恨袁崇焕“擅杀边帅”，藐视皇权，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所以才自毁长城，磔杀袁崇焕。此一说言之凿凿，颇为此后代史家认可。

但事实上，奸臣阉党必欲制袁崇焕于死地，为毛文龙报仇或许有之，但袁崇焕“擅杀边帅”之罪却是不能成立。不过，他的死与党争、党锢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无疑的。

在辽战中，明朝比较有作为的军事统帅先后有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熊廷弼是湖北江夏人，初为楚党。他曾三入辽东，在辽战中两起两落，因主张“以守为战”，被浙党排斥，最后转而与东林党人结合。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遭阉党杀害。孙承宗是江苏高阳人，东林党的骨干，广宁战役后，自请督师，在辽4年，辛苦经营，收复失地700里，初步稳住了辽东形势。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虽非东林党，但其被擢用、建功、遇害又无不与东林党相联系，是一个深受东林党影响的抗击后金的边关大将，他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6年)中进士后授邵武知县，就在这一年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的消息震动朝野，也激励着刚刚踏入仕途的袁崇焕。

天启初年，东林党一度参政。面对民族矛盾激化，他们能以国事为重，重视人才，加上袁崇焕的座师是内阁大学士韩炉(东林党人)，所以，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很快被东林党发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二月，御史侯恂(东林党人)请破格用人，袁崇焕即被提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同月，超擢山东按察司佥事。在辽东，袁崇焕勇于任事，多次深入敌前，“将士莫不壮其胆”。不过袁崇焕真正发挥其军事才干，还是在孙承宗经略辽东之后。

广宁失陷后，朝廷内部更加惊慌失措，“大小臣工惟思避难，甚至托故移家”。这种惊慌失措反映在军事上则是由萨尔浒战役以来，力主“大张挞伐”，反对“以守为主”变为放弃辽东，退缩山海关。于是辽左前线发生了“守关外”和“弃关外”两种战略主张的争论。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东事一坏于清、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