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丙午科乡试开考，时年22岁的袁崇焕再次前往桂林赴考，此次终于考中举人。

袁崇焕中举后先回到藤县报喜，宴请两位学官恩师。之后与父弟家人一起回东莞县水南村拜谒祖宗，又到宝安县拜祭祖墓完毕，方回到白马莲塘耕读备考。次年二月，袁崇焕赴京参加会试以考取进士。

会试之期，各省举人、国子监监生等云集京城应试，僧多粥少，独木难跻，此时又值浙党与阉党奸臣当道，任人惟亲、惟银，所以如鲫举子屡次三番赴京考试均名落孙山，无缘金榜题名。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二月至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三月，袁崇焕先后5次赴京应试(其中一次恩科)，5次落第。他的《下第》诗，最能反映连连落第的失望、苦闷、无奈的心情：

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

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

出谷莺偏媚，还枝鸟亦安。

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

袁崇焕连连落第，科举考试艰难固然是其原因，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万历帝(明神宗)朱翊钧沉溺酒色，不理朝政，致使朝事荒废，朝廷统治机器严重失灵，朝廷上下，官员短缺，各部门有政无官，形同虚设，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到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署衙竟无一人，就连内阁大学士朱庚任职3年，都还未见过皇帝一面。到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时，内阁仅首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8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州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出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开科取士成了朝廷“例行公事”，阉党宦官“惟钱是举”疯狂敛财之道。直至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女真族部落首领努尔哈赤称汗，脱离过去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公开与大明为敌，窥视大明江山。万历帝才始觉骇然。于是在国家边事危急又缺官、缺才之际，重新起用东林党人，并寄予厚望。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袁崇焕第六次赴京城应己未科会试，此时正是辽东(辽阳以东，泛指山海关外)多事之秋，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劫掠辽东各地城池要塞，锋芒强劲，所向披靡。辽东经略杨镐统兵24万讨伐后金、溃败而返，朝廷甚为惊恐，亟欲选拔真才以为国用。袁崇焕即在策论中借题发挥，痛陈时弊，这时朝中已由东林党人主政，主考官阅卷，见袁崇焕立意不凡，颇见胆识，有意录取。数日后金榜悬出，“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广西梧州府藤县籍，赐同进士出身”。(《明进士题名碑录》)袁崇焕终于考中进士，时年36岁。

袁崇焕十年连升十三级

袁崇焕文武兼备，以文士跃为边关大将，雄才大略世所罕有。他考上进士后初授福建邵武知县(正七品)，两年后以文职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监军。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至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的十年间，袁崇焕因政绩、战功卓著，连升十三级，累官至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率军勤主保卫京师，崇祯帝又下旨各镇援兵统归袁崇焕指挥，加封太子太保，服、俸从一品。

辽东危急　请缨抗敌

袁崇焕中进士后，被派到工部观政几个月，便授任福建邵武县知县。他一到任上，就整顿吏治，勤于政事，断狱雪冤，清明如镜。他在邵武两年，刚正不阿，为官清正，尽心为民，又兼他为人慷慨豪爽，和蔼可亲，民众乐与之亲近，又常替人题匾赋对，倡导和睦民风。因此洞察民情，治安大好，讼狱不兴，道不拾遗。有一次民居起火，他身着官袍朝服、朝靴，奋不顾身登屋顶参加灭火，更为百姓所爱戴，政声日隆。

袁崇焕素来喜武略，又有胆量，爱好读军事书籍，对曾在浙江、福建抗倭的当朝名将戚继光的《练兵纪要》、《纪效新篇》和率广西狼兵抗倭的瓦氏夫人的《岑氏兵法》大为赞赏，常与幕宾纵论兵家战守之事，闲暇时又找来辽关老兵谈论边塞军情，对边务相当熟悉，颇以边才自许，常对幕僚说：“如果让我去镇守辽东，敌寇必不敢如此猖獗。”

原来，东北女真族努尔哈赤因祖父、父亲被明辽东总兵滥杀，带领13位兄弟族人起兵反明，脱离明朝的控制，势力不断扩大，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政权，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明崇祯八年其子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此后，明、后金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历史上称为“辽战”。辽战总的趋势为后金步步逼进，明军节节败退。明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腐败，而当时朝廷内部的党争也影响着辽东战局：一方是“东林党”；另一方在万历年间是“浙党”(浙、齐、楚、昆、宣等党联结形成)，在天启、崇祯年间则是“阉党”及其余孽。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辽沈之战”和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的“广宁之战”，都失之于浙党和阉党。东林党始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被罢官的朝臣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主张“公天下以选举”，得到许多不满朝政的士大夫“闻风响应”，称为“东林党”。天启二年后，东林党人收拾辽东残局，延缓了后金占领全部辽东，颇有功劳。袁崇焕在22岁中举后，多次考进士下第，往返途中，阅历广博，深痛朝政败坏，遂倾向东林党，以关心国事、匡扶正义为己任。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军从水陆并进，迅速攻下沈阳、辽阳，援辽总兵官陈翼所(陈策)在沈阳浑河战死，辽东经略袁应泰城破自缢，明辽河以东大小70多座城堡相继失陷，朝野震惊。后金随即在辽阳修筑新城，迁都辽阳，称“新京”(东京)。

袁崇焕从邵武县署中读邸报得知消息，心中甚是忧虑。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月，袁崇焕因政绩卓著被召赴京师觐见。此时，后金军西渡辽河，力主固守抗敌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身无士卒，只好随之退守关内。广宁、义州失守，举国震动。朝廷以“失陷广宁罪”将熊廷弼、王贞化革职查勘，明军在辽东的军事防线全面崩溃，后金军势席卷辽东，威逼山海关。在京的袁崇焕即单骑出关考察形势，回京后禀报关外军事情况，并毅然请缨出关抗敌，提出“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得到御史侯恂等官员赏识，提请破格任用。二月，天启帝(明熹宗)准奏，擢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监军。不久，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袁崇焕感遇圣恩，立即向天启帝上书《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关，以图复辽大业。天启帝准奏，着袁崇焕依奏请施行。三月，袁崇焕离京赴任，进驻山海关。不久又出关移居中前所、前屯卫，安置边民，整饬边备，督促练兵。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初，袁崇焕受命前往蒙古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今兴城市)200里的五城七十二堡失地。九月，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巡视关外，力主袁崇焕筑守宁远城，构建关宁防线方略。先由祖大寿营筑，但祖大寿臆测朝廷不能远守，工程疏薄缓慢。后由袁崇焕手订定规制：“高三丈二，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