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臭名远播，自动破产。这些组织甚至是否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或者只是西方霸权的一个工具，也是大众的疑惑。

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这一大堆处于无法无天状态，而又互不从属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之间，一旦出现冲突，目前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的。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正主导着全球化大潮流，当时得令，挡者披靡。但是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育，也同样受到全球关注，联合国倡议有关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早在1992年便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179个国家共同签署。WTO并不凌驾于国际环保组织和有关协议之上，但它的许多做法都是反环保的。经济全球化与环保之间的冲突，至今依然无法处理，各说各话，各行各是。

中国较晚参加这场游戏，直到最近，它还只是一个按既定游戏规则玩的成员。但随着国力增长，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一些超国家组织的权力核心，参与制订游戏规则。陈冯富珍加入WHO和最近林毅夫加入世界银行等，是中国在这些超国家组织内地位提升的里程碑。不管人家怎样看，客观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应该跟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需要努力维持现状，还是企图突破现有的格局，这一抉择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再难回避。

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大家都忘记了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从无到有地进行法制化。这恰恰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将目前无法无天状态的超国家组织的秩序加以合理化和法制化，不但有国际间政府组织和NGO从旁推动的助力，更可通过维护建制去改变游戏规则，打破现状，通过注入新的思维与实质性的贡献，维护本身利益，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从这一个较高位置的新视野，我们不妨回头再检视文初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之下的“国族认同”，而在这大前提之下，大力与周边国家建立各种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超国家组织，去共同维护和发扬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语言等？不妨举一个较小争议的例子:我们大可大张旗鼓地与蒙古共和国建立超国际机制，进行合作，促进两国蒙古文化的发展。我有理由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双赢。我们的蒙古族同胞肯定会提高其国家向心力和国族自豪感。这才是21世纪泱泱大国的新民族主义。（编辑 莫文）